唐纳德·特朗普于11月9日当选美国总统，消除了今年全球政治最大的不确定性，为2016年动荡的世界政经局势划上一个句号。西方世界普遍对选举结果感到悲观。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毫不掩饰伤感——在27年前的同一天，柏林墙倒塌，不仅象征着美国领导力胜利的时刻，还开启了一段自由和民主思想在世界各地传播的时期。

　　但是，这个时期随着特朗普的胜选而终结。1961年，约翰·肯尼迪称：“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而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时表示，“我们的计划将首先考虑美国。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将是我们的信条。”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肯尼迪大气、雄辩的愿景与特朗普小家子气的民族主义宣告构成了令人悲哀的对比。在西方看来，一个打种族牌的人赢得大选，是对美国民主体制威望的沉重打击。 这种忧虑在西方世界颇有代表性。很显然，西方不希望美国撤出二战后延续至今的国际政经体制。从罗斯福到肯尼迪，美国多任总统将美国带离了孤立主义，但在50多年之后，美国可能重回孤立主义，这让西方世界感到一种深层的恐慌。政治需要用到理念，但政治又从来只承认现实。不能不承认，孤立主义正在兴起，反全球化开始蔓延，一个更加“内视”的美国正在出现……历史正在呈现一种轮回。

　　国际形势的这种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如何适应这些新变化？面对新的变化，中国需要对形势有新的判断，在宏观和策略上做出一些大的选择。 首先，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有所改善，整体上将会更加从容。李光耀在1994年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塞缪尔·亨廷顿1997年在《文明的冲突》中也写道，“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10年，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一，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

　　事实上，过去5年，美国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对中国的“自我伸张”做出的反应。我们判断，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会更加关注内部发展事务，这意味着美国在各方面将从全球有所收缩——军事、政治、外交等，美国的经济资源也将更多地投入其国内。“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会有所收缩（至少不会更富于攻击性），这将使得中国在南海、东海、东盟甚至朝鲜半岛等几个方面，都会面临相对宽松的环境。 其次，中国面临一个至少持续5年的发展机遇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即将要到来的四年“特朗普时代”，与中国的“十三五”周期和十九大政治周期几乎重合。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将会有几乎相同周期的调整。美国的收缩与中国的崛起正好是同时发生的两个过程，此消彼涨的结果可能是中国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判断，未来4、5年将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战略窗口期，中国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切实地向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迈进。不过应该谨记的是，千万不要误判美国的收缩是由于它在衰落，而是因为美国的政治要求它更多地关注于内部发展。这个历史周期还会再摆回去的。 第三，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力，将使中国在区域合作中获得更多影响力。过去，地缘经济往往受到地缘政治的过多影响，中国以贸易、投资和金融资源为代表的经济影响力，往往在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中被大打折扣，一些国家在区域合作中常常被迫“选边站”。

　　美国主导的TPP（也包括TTIP）更是希望建立不包括中国的多边贸易组织，建立另外的国际经济俱乐部。但从目前来看，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对TPP的态度，可能使得TPP生效的可能性大为下降，TTIP也可能面临相同的命运。这些变化都会相对凸显中国经济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在与东盟国家合作、推进“一带一路”以及非洲合作中，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将会加强。 第四，中国在对美贸易和投资上，有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特朗普在竞选时对中美贸易、投资和人民币汇率问题都曾“咬牙切齿”，虽然这都是竞选表态，但从美国更多注重国内经济的核心方向来看，中国在贸易、投资和汇率问题上需要做好与未来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加大摩擦和博弈的准备。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Darrell West指出，如果对中国征收惩罚性贸易措施，将意味经济全球化的终结及贸易战开打。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资对美国的投资并购可能都会受到不利影响。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并非不明白中美贸易的实质问题，但作为政治家的他将会以政治为核心来解决问题。 第五，中国的核心问题还是解决好内部发展问题。虽然未来的变化都来自外部环境，但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内部发展问题。要抓住未来5年相对从容的战略窗口期，解决好几个关键问题：一是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调整和升级，转换新的发展动力；二是如何避免债务问题恶化，并避免由此引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三是如何为两大日益严重的中长期问题——环境污染和老龄化找到解决策略，并推动中国走上转型的正轨；四是要在建立中国所需要的法治化、民主化的体制机制方面，向前跨出一大步；五是中国能否在中产阶级逐渐成长的同时，解放思想市场，发展属于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市场，形成中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通过改革形成新的制度供给，从而形成让中国人真正自信的软实力。在我们看来，抓住外部战略机遇，推动内部改革和发展，这是未来中国最需要具有的发展理性。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世界正在变化，历史重现韵律，但中国已与过去不同。中国需要冷静判断形势，紧抓战略机遇，推动国内转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为新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